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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00 2024-05-11
西南山地是许多少数民族的居住地,壮、苗、侗、瑶可算是其中的“大族”,在五十五个少数民族中人口排名位列第1、5、10、12位。因此在黔、湘、粤、桂等地区,随处可见某一个或若干个民族的自治县、自治州乃至自治区。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北部,与湖南交界之地有龙胜各族自治县,它是全国仅有的两个各族自治县之一,拥有苗、瑶、侗、壮、汉五个民族。这里缘何成为众多民族的聚居地?在这片区域内,五个民族在文化传统与日常生活中又有怎样的联系?带着这些问题,我从2018年春节开始了桂东北的田野工作。作为建筑历史与文化遗产的研究者,我的关注点自然是这些民族的家屋和聚落,想探知它们在空间营造与使用中的异同。但正如陪我田野的“外行”闺蜜所说,这些歪歪斜斜的木楼看上去都差不多嘛。除了那些只有“内行”才能看出门道的建筑细节之外,如何才能展现不同民族的万种风情?在这个关于龙胜的系列文章中,我希望用学术研究的“边角料”——那些真正吸引更多人的民俗与故事,来呈现更为生动多彩的龙胜。
农历八月的中秋节是全国性的公共假期,但是龙胜人对此的认可度并不算高,回家一起吃个饭,就算过节了——它不是本地的传统节日。最近,我收到不少龙胜高山水果,梨子、猕猴桃、百香果,每天吃得不亦乐乎。再看看龙胜官方微信公众号,梯田一片金黄。想想也是到了秋收时节,不如来盘一盘龙胜的特色物产,讲一讲什么样的地理环境中,形成了“美美与共”的民族聚落。
山林与梯田
湘桂黔交界地带的山地环境大致相当,高山之上遍植林木,村寨周边开辟梯田。从生成逻辑来看,或许应该反过来说,在能够耕种水稻、养活人口的山麓河坝地段,逐渐定居形成聚落,也通过种植不同种类的植物,来满足生存需求。比如建造房屋的杉树,当地称“沙木”,《道光龙胜厅志》即摘录南宋范成大《桂海虞衡志》,说其“高大,叶尖成丛,穗少”,是桂林一带品质较高的。不过大概因为桑江通航能力较低,这里并没有像黔东南的清水江流域那样,[1]成为杉木出产重地。清代官府采买较多的地方“特产”,是龙脊茶。真正产于龙脊山的茶叶,我似乎还没有喝到过。不过在参加泗水二月社的时候,当地红瑶居民带我去福平包北麓的茶园采摘了“古树茶”( 图一 ),现场炒制,十分香润。
图一 泗水乡红瑶所植古树茶(赵晓梅摄,2021年)
山林狩猎是山地民族的传统生计,尽管已不再是主要食物获取方式,但仍体现于当地的祭祀系统之中。龙胜各族普遍祭祀梅山神,其中张五郎主管赶山(打猎),他以吊脚(倒立)的形象被供奉于赶山人家之中,赶山前后均需祭拜。一般每个自然寨由一户主管赶山、祭祀猎神,红瑶在香火下坛供奉,苗族多在阁楼或大树下供奉,也把祭祀张五郎称为“拜梅山”。[2]张五郎传为青州府人,龙胜红瑶大多将祖居地追溯到山东青州大巷,或许与张五郎的崇拜有关。
长久以来,维续山地民族的主要粮食是稻米。龙脊梯田在2018年作为华南山地和丘陵水稻梯田(Rice Terraces in Southern Mountainous and Hilly areas, China)的四个典型区域之一,列入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(FAO)评选的“全球重要农业遗产”(GIAHS)名录。根据GIAHS官网介绍,龙脊梯田的人居历史可追溯至2300年前,被称为“世界梯田原乡”。当然,彼时的开山种植肯定是相当粗陋简单的,大概是流动族群的刀耕火种,不会形成今日所见的规整田亩。学界一般认为,宋元时期国家为加强桂东北的控制,对山地瑶人结团置寨,也派驻军队屯田戍卒,[3]由此开启了桑江流域的山地稻米种植。在历代的人口流动与变迁中,这种梯田修造维护的知识不断积淀,也在不同族群之间传播,延续传承了八百余年。冯智明老师就从红瑶《大公爷》等民间文本和口头传说中,展现出瑶人先祖在与其他族群的杂居之中逐渐习得稻作技艺的历史。[4]
山地梯田大多呈垂直格局,从山顶至山脚河流分为三段,最高处是涵养水源的森林,村寨建于中段,村寨同等高度及以下则是梯田( 图二 、 图三 )。这样,树木从河流中汲取的水,以山溪和水渠的形式由高处经村寨而流入梯田,方便饮用和灌溉,又可在流经村寨时将人畜粪便的肥力带入田间。高山梯田的耕种、维护是极为辛苦的,每年在春耕前都要去除杂草,重新修葺、平整、加固。耕种开始之后需时常照护,下雨要及时排水,以免冲毁田埂;天旱要人工灌溉,防止开裂。山岭地形繁复,梯田分隔十分细碎,农耕劳作的工作量成倍增加。我在金坑小寨借住的潘姐家,有几分田只能收三担米,却分成29块,耕作难度可想而知。这种山地梯田无法使用大型器械,保持着以人力畜力为主的传统耕作方式。
图二 龙脊古壮寨与梯田(赵晓梅摄,2019年)
图三 金坑红瑶梯田(赵晓梅摄,2018年)
龙胜水稻有籼米、香糯米和红糯米三类。糯米被当地人视为更“好”的品类,用它来祭祀先祖、神祇,也用它来宴请款待贵宾。如我们在前面多篇民俗活动的记述中所见,祭祀社庙、家先,都是偏爱用糯米。而籼米除了食用之外,还可以用来酿酒。西南山地族群普遍重视将米转化为酒的重要意义,[5]稻作文化也关联着酒的生产、消费与馈赠。郭立新老师观察了龙脊壮人婚姻关系中的送礼原则,认为求偶者与讨偶者的礼物互赠中,米和由米酿造的酒是对称且不能颠倒的礼物,表达了稻作农耕的成果转换。[6]
在龙胜各个族群之中,每家每户所稻米之中,有相当一部分会用来自酿水酒和米酒。水酒大概有十几度,米酒度数更高,在二十度上下。在龙脊壮寨中,人均耕田只有六七分,每年收七八百斤米。按一户4人计算,也只有三千斤上下的收成,而其中三四百斤米会用来做酒,一斤米可以做两斤酒。龙脊壮人爱喝水酒,一个家庭每天就可以消耗掉两三斤。这些壮人并非各个都有好酒量,只是每天劳作之后,喜欢三三两两聚在一起欢饮聊天。为了减少醉酒,他们还会制作特色“鸡尾酒”——将茶水和酒混在一起饮用。对他们来说,喝酒只是为了烘托氛围。六七月份,山上的野生杨梅熟了( 图四 ),龙胜人采摘杨梅,泡入米酒中,经过半个月左右,就制作成了颜色明亮鲜红、味道酸甜沁人的杨梅酒( 图五 )。甜美的味道让人容易忘记它的酒精度数,因此这种杨梅酒是比较容易喝醉的。
图四 福平包山麓的野生杨梅(赵晓梅摄,2018年)
图五 龙胜人自制的杨梅酒(王忠贵摄,2022年)
米和酒被龙胜各个民族视为家中之宝,因此在家屋中有专门一间房间储藏它们。这间房间毗邻家屋的神圣空间——或在堂屋香火之后,或在火塘之旁,这样的设置显示出其重要地位。并且它由家主来守护,甚至是只能从家主的卧房进入这间房间。
水与聚落
对山地水稻种植来说,水是关键因素,而水的供给、运输又是整个山林体系的一部分,因此山地居民都很重视山林田土的管理,各寨各姓牢记自己的林田分界,也形成了严格的轮水制度。龙脊壮人寨主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传承本姓的土地、山林、水渠,每当村寨或姓氏之间地盘界线不清楚的时候,当地人就要找到寨主,请寨主予以协调。家庭的山场契约由各户自己保留,公山界线是一辈接一辈的传承。在山场分界之处挖深沟,虽然平时看不清楚,但每年清明前后要烧山,这条界沟就一眼可见了。
山有山界,水有水界。山溪沟河为山地居民提供了“鱼虾之产”,因此也像山场分界那般遵循着传统规章,不得随意“逾界侵取”。现立于黄洛红瑶寨的《盛世河碑》( 图六 )就记录了道光二十七年(1847年)平段寨民“不遵古制,恃强逾界,私至黄落寨界内河面,塞岔捕鱼”,于是被人状告至龙胜分府。官府断案之后,在黄洛寨边立碑警示:“自示之后,尔等各遵向分定界,上桥头下谷承涔,耕植樵捕,各安本业。毋得逾界侵占,任意恃强夺取,致干法网。倘敢再蹈前辄,许该头人、山长指名禀赴本厅,以凭按律详惩,定不宽贷,勿谓谕之不切也。”可见河道分界也由头人、山长管理,水产资源如同山林植樵同等重要。至今,龙胜人还保留着岸边垂钓、下河捕鱼的习惯,只是捕捞方式更新换代了( 图七 )。
图六 黄洛寨《盛世河碑》(赵晓梅摄,2021年)
图七 桑江支流钓鱼(赵晓梅摄,2021年)
这种对水的珍视也体现于聚落风水之中,龙脊侯家寨的油灯田就是典型代表。侯家的油灯田也被叫做龙脉田,位于侯家寨高头。侯家人认为寨子就像一盏油灯,上面圆圆的,要有水,流下来养着寨子(和梯田)。因此在寨子最高处养着一片水田,也有两条溪水从此流出,分别从左右穿寨而过,流入下方的梯田。约一百年前,侯家的庆平先祖看上了这片田,想在那里起房子,于是卖掉自己的宅地,准备开工。结果引发全村抗议,不许他侵占龙脉,他只能跟兄弟到寨子下方的梯田里起房。于是今天我们就看到有几间侯家老屋矗立于梯田之中,远离本寨。时至今日子,油灯田已变为水塘,但人们仍不能将它挪作别用,维持着寨子的风水。
图八 龙脊侯家寨油灯田(赵晓梅绘,底图:天地图)
龙胜山地聚落多建于山溪之畔,有利于取水、灌溉。金坑红瑶小寨位于福平包南麓两个凸起山包之间( 图九 ),百余座木楼立于山坳之中。有三条溪水从顶峰流下、穿寨而过( 图十 ),寨子仿佛立于溪水之中。当地风水先生将三条溪水视为太祖山下来的三条龙脉,也把寨子的地盘比喻为一只由溪水载着的船。颇为可惜的是,这三条小溪在寨前合流之后没有回头弯,直接流走了,风水上有所缺憾,或许因此小寨虽然人丁繁盛,却没能躲避掉灾祸。随着小寨人口增长,“船头”“船舷”建了太多满房屋,最终不堪重负地“翻船”。2018年国庆假期前,已准备好迎接长假游客的小寨突发火灾,烧毁、破拆房屋八十多幢,整个寨子不复昔日盛景。当地人认为,小寨为了旅游开发,修建公路、挖断龙脉,才酿出这场大灾。三四年过去了,小寨从废墟之中重建起来,只是原本的木楼换成了钢筋骨架( 图十一 ),不知道在未来会怎样融入传统风水之中。
图九 福平包南麓的金坑小寨(赵晓梅摄,2018年)
图十 金坑小寨的溪水(赵晓梅摄,2018年)
图十一 火灾后重建的金坑小寨(赵晓梅摄,2021年)
物产与景观
与江南圩田的可塑地形不同,南岭走廊的山岭与河流在千百年中的变化不大。在这样的稳定环境中,新的景观塑造往往是物产开发的结果。龙胜地景变迁既有对传统资源的新开发、再利用,也有新的物种栽培带来的新产业和新标签。
三门镇的滑石矿在民国两版方志中均有记载,仅列于山川之下,而不入物产之类。《民国二十二年龙胜县志》载,滑石山在“城西一百八十里,上产滑石”;[7]《民国三十七年龙胜县志》的描述更为详尽:“滑石山在大罗乡鸡爪村,距城西月一百八十华里,纯产滑石,其石质翠绿皎洁,有如碧玉之色,可供药石及雕刻或制器之用,故年中时有外县人到该处采取。”[8]可见当时已有对滑石矿的零星开采。1960年代末以来,三门滑石矿开始大规模开采,显著改变了当地的山川景致。即便在卫星图上,我们也可以看到这里与龙胜其他地区的遍野林田不同,由于开采而暴露出白色的矿石,显现为万绿丛中的一点莹白( 图十二 )。在现场,运输矿石的盘山公路均覆盖着白色的粉末,仿佛悬在山间的白色缎带(图 十三)。矿产开采为三门镇带来了颇高的财政收入,而配套设施的建设也使得这一带乡镇完全褪去了山地民族的“传统”风貌。
图十二 三门镇滑石矿卫星图(底图:天地图)
图十三 三门镇滑石矿(赵晓梅摄,2021年)
相比于三门滑石山的变化,列入农业遗产的龙脊梯田则更多延续着传统景观。在当地农业公司的组织下,龙脊农户继续维持着有机种植,驱虫灯构成夜间梯田的点点“星光”( 图十四 )。龙胜各个乡镇的山麓之上都开有梯田,只是龙脊梯田被列入遗产名录。在其他地方,这些高山梯田也在寻求不同的旅游开发路径。泗水乡周家村就在梯田中改种各色鲜花,开发为布尼梯田景区,还建设了从桑江河畔通往山顶、长约一公里的观光索道,让游客在半小时的缆车旅程中俯瞰花海梯田( 图十五 )。
图十四 龙脊梯田夜景(赵晓梅摄,2019年)
图十五 泗水乡布尼梯田花海景观(赵晓梅摄影,2021年)
相比于旅游开发的高额投资,种植产品的变更投入小、回报快。罗汉果、猕猴桃和百香果是近年来当地农户普遍种植的经济作物,它们都是藤本植物,对种植面积要求相对宽松。于是我们看到大片的梯田由水稻变为“藤架”,梯田景观为之一变( 图十六 )。不过,这些经济作物对温度有要求,太高的山岭也无法种植。位于南山脚下的伟江乡,乡政府将经济作物与景观塑造相结合,在公路两侧栽植梨树,不仅打造了“伟江梨”的农产品牌,还营造出“一路梨花上南山”的新乡村景观( 图十七 )。当然,无论是传统作物还是新兴产品,它们都会贴上民族特产或地方特色的标签,比如龙脊(壮寨)大米和海马(壮寨)辣椒。我在去年县庆活动中喝到了平等镇的侗乡菊花茶,这可是我在平等镇调研期间从未听说过的新产品。正如传统的发明一样,民族标签让这些新特产拥有了某种文化光环,更容易推广销售。其实我们也不必在意它们是否真的那般“原汁原味”或传统悠久,美味不才是我们追求的终极理想么?
图十六 梯田上种植的水稻和罗汉果(赵晓梅摄,2018年)
图十七 伟江乡“一路梨花上南山”(舒作焱摄,2022年)
注释:
[1] 张应强:《木材之流动——清代清水江下游地区的市场、权力与社会》,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。
[2] 区缵:《从若干仪式看桂北苗族鬼观的文化逻辑》,《广西民族大学学报(哲学社会科学版)》2014年第1期。
[3] 胡小安:《“动乱”、制度与社会变迁——明清以降桂林地区的族群问题研究》,民族出版社2017年年,第23-61页。
[4] 冯智明、陈曦:《流动性交融——南岭走廊红瑶稻作技艺习得的历史记忆》,《云南师范大学学报(哲学社会科学版) 》2021年第6期。
[5] 何翠萍:《人与家屋——从中国西南几个族群的例子谈起》,张江华、张佩国编《区域文化与地方社会》,学林出版社2011年,第 296–342页。
[6] 郭立新:《折衝於生命事實和攀附求同之間——廣西龍脊壯人家屋邏輯探究》,《歷史人類學學刊》2008年第一、二期合刊;郭立新:《劳动合作、仪礼交换与社会结群广西龙脊壮族村落的社群结构分析》,《社会》2009年第6期。
[7](民国)廖鸿飞手稿,潘鸿祥校注:《民国二十二年龙胜县志》,雷冠中、潘鸿祥、王昭武等校注:《广西龙胜民族民间文献校注》,民族出版社2016年,第288页。
[8] (民国)彭怀谦、陈远坤、曾视远手稿,潘鸿祥校注:《民国三十七年龙胜县志》,雷冠中、潘鸿祥、王昭武等校注:《广西龙胜民族民间文献校注》,民族出版社2016年,第335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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